8月18日，由中國經濟信息社、中國信息協會、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藍迪國際智庫共同舉辦的“中國城市數字治理報告(2020)發布會”在北京舉行。與會專家圍繞國內城市數字治理現狀與成效進行了深入交流，就如何提高城市治理現代化水平集思廣益。專家認為，城市數字治理水平的提升不僅涉及新興技術手段的運用，更需要相應地變革城市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了詳實部署。專家指出，城市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在數字時代，數字治理是提高城市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路徑，正受到各級政府和市場主體高度關注。此外，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城市數字治理的轉型與升級。

如何借助數字化手段，優化政府治理水平，更加“及時、有效、智慧”地應對類似公共突發事件，是社會共同思考的問題。基于此，中國經濟信息社、中國信息協會、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藍迪國際智庫聯合推出《中國城市數字治理報告(2020)》(下稱《報告》)，科學評估現階段城市數字治理水平，集中展示了100個城市數字治理成效。

專家認為，城市數字治理水平可以從兩方面衡量，首先是數字治理的硬件基礎，即數字治理基礎設施建設情況;其次是數字治理的目的及效果，即為企業和公眾提供更便捷有效的城市服務，其中又分為數字行政服務、數字公共服務和數字生活服務等方面。

《報告》顯示，當前國內城市數字治理水平呈現如下顯著特點：一是二線城市借助數字治理“彎道超車”。從研究成果看，杭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數字治理水平領先，長三角區域數字治理水平顯著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杭州的周邊輻射帶動能力較強，湖州、金華、溫州、嘉興四個城市的數字治理水平各項指標均表現突出。

二是城市數字治理總體水平仍然較低，且差異較大。專家提出，數字治理是城市治理的2.0階段，代表未來發展方向，以東莞和蘇州這兩個非省會城市為例，其城市發展已經率先實現了數字治理2.0的進階。不過目前城市數字治理水平整體仍然偏低，相關城市應當抓住疫后機遇補足短板。

三是數字治理水平總體呈現“東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但這并不意味著數字治理在區位上存在“鴻溝”障礙。從中西部城市發展情況來看，抓住數字化機遇的武漢、鄭州、西安等城市已實現跨越式發展。《報告》認為，在數字經濟時代，三四線城市迎來更多機會。

此次發布會還給出了國內城市數字治理方面的多個典型案例。早在2016年浙江省杭州市就發布全國首個“城市大腦”，探索運用數字化手段治理城市。2016年G20峰會在杭州召開，會上首次將數字列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議題。同年，杭州在全國率先提出建設“城市大腦”，并以交通治理為突破口，希望打通信息資源，以數字化手段驅動城市治理。目前，杭州“城市大腦”已全面鋪開至警務、交通、城管、文旅、衛健、房管、應急、農業、環保、市場監管、基層治理等11大系統、48個應用場景。通過這些信息化手段，杭州的城市管理者能夠更高效地配置公共資源，精準做出科學決策，顯著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河南省鄭州市依托現代化城市管理技術系統，提升數字治理能力，成為中原數字城市的一匹“黑馬”。為應對疫情，今年以來鄭州與阿里技術團隊合作上線了10套數字防疫系統，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的雙線并進。

江西省南昌市以問題為導向，從市民的實際需求出發，推進數字城市建設，比如以“贛服通”建設為抓手，讓老百姓辦事最多跑一次。

談及數字治理的實施路徑，與會專家普遍認為，城市數字治理應通過建立城市管理信息系統和創建新的城市管理體制，實現城市治理過程數字化、管理績效評估數字化。這不僅涉及新興技術手段的采納，也涉及城市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的整體變革。

為落實中央要求、服務城市治理體系建設，中國經濟信息社、中國信息協會、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與藍迪國際智庫四方聯合，通過建立指標評價體系，開展數據分析、調查問卷和案例研究，形成了權威、專業的《中國城市數字治理報告(2020)》。